段祺瑞的人生信仰：不恋帝制，不信民主

就本质而言，辛亥革命乃是太平天国战争以降中国中央政府权力碎片化现象的重现。清廷在甲午、庚子两度战败之后，企图借助编练新军和“预备立宪”来扭转这种趋势，在“新政”名义下把军事、财政和行政全权重新集中到中央。但满清终究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正当性存在天然缺陷，当深受共和思想浸淫的汉族先进分子把满人的“新政”解读为强化民族压迫和民族控制时，这种集权政策也就丧失了维持下去的根基。而南方革命者之所以愿意与袁世凯展开合作，也是看准了袁氏的本质乃是李鸿章这类汉人强力疆臣的再现，在抵制满人集权方面和民军利益一致。

共和肇建，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系统与同盟会控制的各路民军各据半壁江山，在军事上形成大致的均势;但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根本法律关系，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宋教仁试图以责任内阁制牵制袁世凯，为此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积极投入国会大选。此举不仅引起袁氏的忌惮，对敌视宋教仁本人的若干同盟会元老、帮派分子以及北方官僚也是莫大的威胁。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遇刺，国民党以合法方式控制北京政权的最佳机会就此失去。此后南北双方诉诸武力，爆发“二次革命”。袁世凯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各省分布零散、难于联成一体的缺陷，派兵南下，终于扫除了最大的政治障碍。

袁氏当国之初，段祺瑞先后出任陆军总长和代理国务总理，继续鞍前马后地为老上司效力。1913年底他奉命署理湖北都督，将在南方颇有人望的黎元洪裹挟北上;次年又兼领河南都督，主持镇压声势浩大的白朗起义。然而到了1914年秋，两人的关系发生了罕见的转折：袁世凯既已用武力平定东南各省，又借助《中华民国约法》掌握了立法和行政主导权，便转而尝试摆脱对北洋军的依赖，以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这当中的逻辑极为微妙——清朝末年，北洋诸将不过是满人控制的国家机器中缺乏政治能量的棋子，在财源、声望和外部保护方面绝对依赖于袁氏;但时隔十多年，他们或者已在中央政府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成为地方大员，对“袁公”的需求和忠诚度出现了大幅下降。而袁世凯欲使个人在法理上的长期统治(可连选连任总统)确实化，就必须避免昔日的袍泽成为另一支南方民军。为此，他一方面竭力削弱各省军事首长的权限，一方面遴选青年军官编练模范团，试图弱化北洋军人的地位。

段祺瑞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他一来不满袁氏干预陆军部事务，二来基于一贯的民族主义倾向，反对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遂于1915年春称病不理部务。此后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日益暴露，段氏乃慨然自谓：“我当年曾发采取共和之电，如今(倘)又拥护项城登极，国人其谓我何?恐二十四史中，亦找不出此等人物!所以，论公，我宁死也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绝不多发一言。”

然而段祺瑞依旧保持了对袁氏个人的忠诚和情谊。当“中华帝国”难以为继之时，他受袁世凯之邀出任政事堂国务卿(后改回“国务总理”原名)，为后者安排了较为体面的退路。1916年6月6日袁氏病逝后，段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公告，援引《中华民国约法》(已在袁世凯称帝后被废弃)第29条，宣布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

“三造共和”政治回报远不及前

袁世凯亡故之后，段祺瑞成了北洋军系统事实上的盟主。但他相较袁氏有几点劣势：冯国璋、王士珍等人在资历和地位上与他相差无几，不可能听从他的调遣;段氏个性刻板刚直，笼络人心的能力远不及昔年的袁世凯;西南反袁诸省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割据，南北对立的局面再度出现。有鉴于此，段祺瑞并未直接走上前台，而是着手将北洋旧将结合成同盟，共同操纵政局。袁世凯死后第三天，北方七省代表就在徐州集会，约定“团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9月20日，十三省督军又在徐州第二次集会，形成“督军团”这一各省军人势力的共同体，规定“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之行动，联合公讨之”。清末疆臣弄权的局面不仅重演，而且升格为更直接的武人干政模式，以至于政府政策和人事任免不经过督军团首肯就无法成行。段祺瑞自于北京任其国务总理，大小事务皆与徐州的督军团会议互通声气，权势较1915年之前更盛。

在这样一位总理之上担任大总统自然不是轻松的事，然而被段祺瑞作为过渡人物抬出来的黎元洪并不甘心成为傀儡，他以原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议员组建的宪政商榷会为依托，与总理府争权，形成两虎恶斗之势。到1917年5月，府院之间围绕对德宣战问题终于彻底决裂。

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免去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他深知国是若无督军团的认可势必难以为继，竟引火上身，求助于督军团会议盟主、长江巡阅使张勋。后者素有恢复帝制的念想，此时乘机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并领兵进京。7月1日，张勋扶植清帝溥仪再度登基，史称“丁巳复辟”。

张勋复辟之举令黎段两人都大感意外，前者悔恨于引狼入室，反被其祸;后者则意外于督军团盟主竟自行其是，置团体利益于不顾。但段祺瑞毕竟身为军人，反应极其敏捷，复辟不过两日，他就赶到了位于天津马厂的陆军第8师师部，宣布以第8师、第16混成旅(驻廊坊)和第3师(驻保定)组成“讨逆军”，向北京挺进。梁启超为段起草了反对复辟的通电，并手书一联，悬挂于第8师军旗之下：“上将军段祺瑞讨叛国逆张勋。”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天坛和皇城，溥仪再度宣布退位，段祺瑞则在两天后复行总理之职。此即他的“三造共和”之功。

然而这一次，“捍卫共和”带来的政治回报远不及1912年和1916年来得丰厚。张勋的轻妄之举使得作为整体的督军团不复存在，余者再度发生分化，以湖北、江西、江苏三省督军(即所谓“长江三督”)为首的力量集结在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周围，形成一个比黎元洪更具威胁性的权势中心。段氏为巩固自身地位，决意采纳梁启超的建议，不再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在袁世凯称帝之前选出)，而另起炉灶组织临时参议院，准备选举新国会。对此大感不满的150余名旧国会议员乃离京南下，与叛离北京政府的海军第一舰队主力一同到达广州，组成了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护法军政府”，获得西南七省的响应。段祺瑞最初欲诉诸武力，他派遣第8、第20师开入湖南，企图击破倒向南方的湘军主力。但冯国璋巧妙地效仿辛亥故事，在11月中旬授意前线将领通电主和，护法军一侧的湘粤桂联军乘机攻入长沙，使段祺瑞的亲信、新任湖南督军傅良佐落荒而逃。11月22日，段祺瑞被迫引咎辞职。

皖系的三大支柱

南北分裂的现实以及冯国璋的掣肘使他突然理解了当初袁世凯集权的用意;鉴于统一的督军团已不可能再恢复，段氏开始尝试以他本人为中心集结政治、军事和财政力量，力图完成“武力统一”之梦。由于段祺瑞及其亲信的籍贯，这一派系也被称为皖系，其三大支柱则是“安福国会”、“西原借款”和“参战军”。

1917年11月，段祺瑞召集的临时参议院修改了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选举法，将两院议员人数分别削减为168名和406名。段氏的智囊、陆军部次长徐树铮随后就在宣武门外安福胡同组建了“安福俱乐部”，从陆军部公费中每月拨出30万元用于笼络、收买议员候选人，对无法收买者则暗中变造或更换其选票，甚至雇用乞丐、小贩、无业游民参与投票。结果在1918年春夏之交的国会大选(仅14省和蒙、藏、青海参与)中，受安福俱乐部笼络者竟获得两院574席中的330席，此外与段氏结盟的交通系获得140余席，国会自此成为皖系的工具和附庸。

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欧美国家暂时中止了对华借款，加上护国战争引发的经济动荡，至1916年秋，北京政府的财政已濒临破产。此时日本新首相寺内正毅有意变更对华政策，以金融、外交等柔性手段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获得了段祺瑞的呼应。1917年1月，寺内的幕僚西原龟三在北京与中国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交通系领袖)签约，由日本兴业银行向交通银行借出500万日元现金。随后的10个月里，经西原之手由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和朝鲜银行向中方借贷的款项共达7笔、1.4亿日元(约合1.1亿银圆)之多，以山东和东北的铁路、矿产、森林作为抵押。借得款项除1/4用于军费外，有将近2/3用于日常财政开支，以稳定政局、收拾人心。

西原借款之中，有2000万日元由陆军部直接调度，用于编练一支3个师又5个混成旅的新部队。其时皖系直接控制的有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河南各省，每省各有一师左右的部队，另有第9师常驻近畿。但北军南下征伐不敢信任当地部队，必须直接派兵至冲突省份;皖系因为缺少机动兵力，不得不倚重冯国璋直系所属的部队，效率自是大打折扣。段祺瑞在获得日本借款后，即以“准备对德参战”为借口，令徐树铮编练一支日式装备的直属新军，以为武力统一的基干。由于中国最终并未参与对德战事，参战军嗣后又更名为“西北边防军”。

不过，“北洋之虎”没有耐性等到参战军练成再对南方用兵。1917年12月，皖系的安徽督军倪嗣冲和山东督军郑士琦在天津会议上说服了直系的第3师师长曹锟，湖南前线的战火遂重新燃起。徐树铮更劝诱处于超然地位的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带兵入关，逼迫冯国璋同意继续南征。1918年3月23日，段祺瑞再度就任国务总理，“武力统一”重新成为北京的主流声音。但段祺瑞在这个关头犯下了两大错误——当第3师在3月26日克复长沙后，他并未将湖南督军一职授予曹锟的前敌总指挥吴佩孚，反而以未建寸功的皖系军人张敬尧为督军兼省长，使曹、吴迅速与他疏远。而徐树铮为震慑直系中的主和派，竟在6月14日悍然捕杀前第7师师长陆建章，使直军人人自危。吴佩孚遂于7月主动与南军启动和谈，并收兵北归。段祺瑞被迫于10月10日与冯国璋一同辞职，再度隐居幕后。

不过，“段合肥”对“武力统一”的可行性始终不曾怀疑。尽管被迫辞去国务总理之职，但继任者却是其得力助手靳云鹏，“安福国会”则选出了手无寸铁的老同事徐世昌作为新总统，两项都合于他的心意。边防军方面，徐树铮于1919年10月出兵外蒙古，迫使后者取消“自治”、重新承认中国对当地的主权，一时蜚声海内。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亦在1918年中进行改组，孙中山被迫出走，其正当性大大削弱。再度南征的最佳时机似乎即将到来。

“武统”大业灰飞烟灭

然而，继冯国璋之后成为直系领袖的曹锟已决意不再受愚弄。1919年冬，他借助张作霖与徐树铮决裂的机会，组织起以“长江三督”和东三省为中心的七省同盟，决意共同抵制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曹锟的得力干将吴佩孚则从湖南前线频频发出电报，要求废除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并直斥“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天下”，宣称自愿“为国除奸，义无反顾”。1920年2月，他更通电声讨“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袁世凯)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4月9日，直奉联盟在保定会议上提出了重组内阁、更换南北和谈代表、撤销督办西北边防事务处、将边防军收归陆军部管辖等主张，段祺瑞已无退路，遂自称定国军总司令，于7月14日正式与直系开战。

若以账面实力论之，皖系在战前据有察哈尔、热河、绥远、山东、陕西、河南、安徽、浙江、福建各省，新编成的边防军更是阵容齐整。但东南各省受地理位置所限，无法对战局施加影响，山东和安徽则只有自保之力。集结在北直隶地区、用以保卫京畿政治中心的只有边防军第1、第3师和第1混成旅，以及中央陆军第9、第13、第15师，共约5万余人的兵力。由于自组建以来甚少参与实战，边防军的战斗力远不及预想的强大。而直军沿京汉线北上的虽然只有第3师和4个混成旅、4个补充旅，总计4万人的兵力，但第3师多年来一直是南征作战的主力，灵活性和士气相当可观。7月16日，西路直军由固安猛扑边防第1师，后者的炮弹误落入第15师阵地，令这支原系直军改编的部队当场溃散。东路的徐树铮最初斩获小胜，但与直系结盟的奉军随后赶到战场，抄袭皖军后路，徐树铮仅单人匹马逃出。中路的边防第3师见大事不妙，乃主动撤出战场。战事在短短五天内就决出了胜负，皖军共伤亡3600余人，徐树铮、王揖唐、段芝贵等10名首脑人物逃入东交民巷。7月23日，直奉联军进入北京，解散安福国会，皖系自此丧失对中枢的控制。

段祺瑞本人自然不必像他的智囊和干将们一般，或避居使馆,或出逃异邦。曹锟、吴佩孚念及与他的师生之谊，对他个人依旧予以优待。这位“北洋之虎”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自己的“武统”大业已经灰飞烟灭的事实，在审时度势之后，他突然变成了自己一向反对的缓和路线的推崇者。当直系也随着惯性开始投入“武力统一”的漩涡之后，段祺瑞转而策动浙江、福建两省的皖系残余势力和奉系以及两广组成“三角同盟”，共同针对直系。这种政治姿态加上残存的威望，使他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成了主持大局的最佳人选——获胜的张作霖和冯玉祥形成了新的均势，需要一个无权无勇的元老级人物充当形式上的国家元首。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他又一次取消了《临时约法》，再度解散旧国会，但这一次主要是迫于奉军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压力。

1926年4月9日，起兵反奉的冯玉祥派鹿钟麟部包围执政府办公处，段祺瑞和各局局长避入东交民巷。4月20日，这位监国者离开北京返回天津寓所，最后一次脱离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随后的十年里，他以学佛自遣，间或评论国是。1933年，他移居上海，受到早年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蒋介石的优待，并曾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未就任)，直至1936年病逝。昔日的学生和对手吴佩孚手书的挽联，最好地概括了他的历史地位：“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时承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军人政治的“旧”与“新”

与袁世凯、张勋这样的帝制爱好者相比，段祺瑞或可称为新式军人;他曾经三度为共和制的萌芽和巩固立下殊勋，并因此获得世人赞誉。然而当他本人成为共和国的实际掌权者时，表现却又极其粗暴和笨拙。他毁约法、搞贿选、挑动内战、唯我独尊，以“共和将军”始，以孤家寡人终。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段氏崛起于反对清室以及袁世凯集权的过程，最后竟也在“武力统一”的幻梦中自戕;在他之后，直系、奉系前仆后继地落入这一怪圈，无一幸免。

如果把中、德、墨等国的军人监国者视为一种类型，则他们的出现，都可归因于那场剧烈而短促的革命。延续了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君主专制在短期内宣告解体，新制度却尚无思想、社会和经济基础。这种情况下，军人因为掌握了暴力机关，又被视为秩序的象征，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但这些监国者所依凭的理念和资源动员方式依然是旧式的，他们对新局面既无法理解、又无法引导，全凭传统和本能行事。段祺瑞的治国理念与行事风格大半照搬袁世凯，他虽然也曾试图联合政党分子与知识界人士，骨子里却仍认为“我辈冲锋陷阵，始奏肤功，结果乃为几个文人造机会，恐也有愤慨不平者”，只将其作为点缀。至于“武力统一”，则是出自旧式王朝的一贯目标。由于无法以合乎理性的方式安排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结构，国家只能在“分裂-集权”的振荡中反复循环。

然而监国者亦有其可爱之处。由于尚未抛弃“忠君体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在政治控制、资源动员以至经济压榨方面手段也较简陋，旧式武人政治对社会生活和国民生命造成的破坏明显小于后来的现代化革命。段祺瑞没有对其部队进行过严格的政治训练，没有特务机构监控和驱使部下，没有无所不至的税务机关进行掘地三尺的敛财;他的军队大体仍由半文盲的农民组成，人数有限，作战的死伤也仅限于千人级。在直皖战争后十年爆发的中原大战中，各方动用兵力超过140万人，作战人员的伤亡高达近30万人，这是“北洋之虎”断然无法想象的。而在北洋武人执政的时代，政治自由虽属虚无缥缈，思想与言论受到的管制仍较为有限。这种观念、组织和效率方面的差距，正是后来的国民革命军能战胜军阀武装的主因。如汤尔和挽段氏联所云：“盖棺也无定论，更休说为功为罪。”